第一节 湖北支部

支部,是在南北合一之后,由总会改为支会的,但未能找到支部成立的资料,只能从第八卷第一期《圣灵报》载“湖北支部大会记录”中知道成立于一九三二年,月分则只知在十二月之前的“数月”。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在武昌黄土坡真会召开了支部成立后的第一次支部大会。
到会者有:云梦黄渡沟代表贺会基;孝感李重新;汉口刘发光、官顺全;黄土坡雷腓力、范亚伦、罗底波;文昌门卢荣昌、姜大贵、万提多;烈士祠朱拿单;武胜门蔡福应、胡哥尼流、袁腓比;精武路江得泉;硚口范学信、高春亭等九处教会代表二十三人。列席者有代议员余保罗(子芳)、会务负责袁彼得、财务负责姚雅歌。总部负责谭配得、魏以撒。
袁彼得开会词道出了大会目的:“本支部成立虽已数月,各项工作因各会长执灵胞尚未十分联络,教政亦不统一,致未得尽量发展……同人等乃会商决定召集此次支部大会,共同讨论……此后本会会务更能向外发展,传遍湖北各县各镇……。”
袁彼得又以会务股负责人报告说:“自支部成立后,受水洗者百余人,立分会三处,祷告所二处,立执事四人。”
大会讨论了财务、会务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并参照湖南支部细则章条拟定了湖北支部细则,计三章五十四条。并议决支部下属各会每年担任总部及支部经费的数目。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第四次代议员会议召开,《圣灵报》一九三三年第八卷第三期“第四次代议员会议纪要”载,余保罗(子芳)在会上报告说,当年湖北支部属下的教会及祈祷所概况如下:武昌黄土坡真会四百余人、文昌门教会二十余人、烈士街(祠)教会四十余人、武胜门外教会壹百余人、恺字营祈祷所四十余人、云梦县黄渡沟教会二十人、孝感北门外祈祷所九人、汉口长堤街教会二百余人、安定巷祈祷所二十余人、黄陂县乡上古寺祈祷所十七人。东篁店广水镇,广水两处教会,一处在东篁店共四十余人。黄冈淋山河祈祷所十人,汉口西满路祈祷所卅余人。
其中“东篁店广水镇,广水镇两处本会,一处在东篁店,共四十余人”一语,如果理解不差应为三处:广水两处,东篁店一处。则湖北支部下属会所共计有十五处。
然而,余保罗的这个报告是不完全的。对照一九三二年湖北支部大会议决“本支部区内各本会每年担任总部及支部经费数目应如何分配案”中的教会,有一些没有提到,如:汉口观音阁真会、汉口精武路真会、汉口硚口真会等三处。则湖北支部所属应有十九处会所。但这个数字是否是全部也很难说,因无绝对全面的根据。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一日,湖北支部召开了第二次支部大会。地点在武昌黄土坡真会。消息载于第九卷第二期《圣灵报》。
出席代表有:黄土坡江得泉、刘方平;烈士街朱拿单、马慕道;恺字营王思德、张明得;汉口观音阁官顺全、刘发光、范品高;汉安里曾发光、郭臣山;宜昌王永生;汉口精武路周郁庭;文昌门虑荣臣;汉口硚口王胜霖、高春亭等十处会所的代表十六人;其中汉安里、宜昌教会是新出现于记载的。同前述会所统计相对照,出席的会所不足半数。因为,综合前面所记,湖北支部所属会所,至少已有二十一处。
列席人有会务负责袁彼得、财务负责姚雅歌、庶务负责刘立三(由姚善真代)。总部指导者为高大龄、魏以撒。
没有代议员余保罗。
大会召开时,一九三三年湖北教会概况,会务股袁彼得报告说:“本年支部区域内添设宜昌暨学营教会各一处;受水洗约共二百余人;立长老者二人,立执事者四人。”关于“学营教会”,仅见于此。
而大会召开之目的,会务负责袁彼得致开幕词说:“本年大会时期,恰在武汉各教会受魔鬼搅扰之后,还能团结一致,聚会讨论会后进行方案……所以这次会议意义,比较重大;讨论问题又多属切要……”。因为此次会议重要,所以官顺全提议,大会议长由总部魏以撒担任。大家一致同意。什么样的魔鬼?又如何搅扰呢?“议长提议:关于此次张殿举来鄂搅扰,支部大会应如何应付案。议决:一致拒绝;并发言郑重声明。”那么,当为张巴拿巴到武汉活动之故。又据“宜昌教会代表王永生提议,汉口余子芳既革免其职,支部代议员应否改选案。议决:支部代议员一职,由支部会务负责兼代,俟明年三月再行正式改选。”则原代议员余保罗即余子芳;开革余子芳,应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第四次代议员会议之后,十月第二次湖北支部大会之前。一九三四年六月由第八次临大正式宣布革职。
在大会讨论议案中,议长魏以撒提出“各本会对于承认总部及支部经常费应如何筹缴案。”然后又离开议长地位,“报告总部经济困难情形”。因而,从记载内容看,这次大会讨论的主要内容,还是财政方面的问题,许多代表都提出了各自本会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但也都表示要支持总部。并议决了下半年支部预算数目,及各“本会”应该如何分担的方案。
那么,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在湖北同张巴拿巴斗争的继续,并加强湖北“各本会”同总部之间的关系。从整个大会的情况来看,张巴拿巴在湖北已经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此外,重要议决是举办神学会。
又由这次大会可知,宜昌真会是在支部二次大会之前建立的。
而到一九三四年八次临大(后改称九大)上,确定湖北新立两处教会为宜昌与宜都两处;则宜都教会建立,当在湖北支部二大之后,八次临大之前。
而“学营教会”八次临大没有提及,不知是何道理。记载之中,必有错误,惜笔者不详。

一九三三年,支部要求国民党政府加强对真耶稣教会的保护。为此,当时湖北省令公安局发布了“行字第五十二号”布告(见《卅年专刊》),其文如下:
“案奉湖北省政府民政厅久字第一九八三号训令,内开‘案奉省政府建字第二一九七号训令开:‘案据真耶稣教会湖北支部袁彼得呈称:‘窃查本支部因派遣本会义务传道士分赴本省各地传道,于本年六月具呈钧府恳予分令出示保护在案。祠奉批令候令民政厅通饬依法保护,等因奉此,自应谨遵。惟批奉日久,迄未奉民政厅暨武昌政府颁示保护,不知何故。刻本会教务进展,日臻普遍,虽由真道所播,万民欢迎。然无知民众、狡黠地痞不审本会宗旨及教义,虽不免本其固封之迷信观念有意刁难,阻挠布道工作。谨再伸前请,伏祈钧府俯准查案令饬民政厅转行各县,仍予出示保护,俾众周知,以免误会’等情。据此,查此案前据该袁彼得呈请到府,当经令饬通饬保护,并批示在卷。兹据前情,除批示准令民政厅出示保护外,合行令仰该厅即便遵照办理,此令。’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局长遵照出示保护为要,此令’。等因奉此,除饬属保护外合行布告,仰省会商民人等一体遵照。对于该会派遣义务传道士分赴各地布道时,勿得阻挠刁难为要。此布。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 日
局长 蔡孟坚 ”

由蔡孟坚此布可知,真耶稣教会在各地传道活动中,受一般不信神的民众的阻挡不少,而各级政府对保护真会亦多不经意,因而湖北支部一再要求省政府予以保护。

一九三四年,据袁彼得在八次临大(后改称为九大)上(六月二十二日召开)的报告,见《圣灵报》第九卷第六~七期“第八次临时全体大会记录”。湖北支部所属教会十五处,祈祷所五处,计二十处。信徒约三千余人。今年一月至六月二日止,仅武昌五处教会,总共领洗二百一十人。

这一年九月卅日至十月二日,在武昌黄土坡真会又召开了湖北第三次支部大会。见于《圣灵报》第九卷第十期。一九三四年一年当中,接连召开了两次支部大会。
出席代表有恺字营雷腓力;烈士街马慕道、章得灵;四马路周介珊;硚口高春亭、王胜霖;斗牛巷范品高;龙家巷王永生;文昌门柳大卫;万民街李义烈;富源里王彼得、李路得;黄土坡田麦良、罗大卫;还有一个杨明彰,未载是那个教会的。十处真会代表十五人。支部负责及代议员有:袁彼得、刘立三;传道人刘基甸。总部负责魏以撒,特派员朱恩光。
朱恩光其时在湖北已经呆了三个月,应该已经深切了解湖北真会。在讲话中说的是“间有办事手续,不能尽皆合法,希望……以后均要恪遵本会规章及支部之细则进行。”但哪些地方不太合法,没有恪遵规章及支部细则,没有详细说明,不详。魏以撒则提出要在支部大会召开之前,反复向信徒们说明大会与信徒个人的关系,引起重视,才有完善之效果。
会务负责袁彼得没有说明教会总的概况,只是说:“外县有宜昌、宜都、枣阳、云梦四处,汉口有斗牛巷、富源里、龙家巷、万民街四处;除斗牛巷、硚口外,共有受洗者三百八十九人,蒙医治者甚多,受灵恩者亦不少。”这个报告显然只是总况的一小部份,而语意逻辑不清晰,能判断的只是受洗的统计数字。值得注意的是,枣阳也有了教会。
这次大会,讨论了会务各个方面,但无特别点值得注意者。
支部负责重新进行改选,袁彼得、刘立三、罗大卫为支部负责;姚雅歌当选为代议员。又有候补负责人。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又召开了湖北支部第四次大会。大会纪录载于第十卷第十期《圣灵报》。
代表有黄土坡范亚伦、柳大卫;文昌门谢有坤;望山门(自烈士街迁来)陈云亮、陶云亭;四马路胡哥尼流;云梦程天爵;黄渡沟贺真光;汉口府西二路王彼得、陈玉田;恺字营刘康协、陈迦猷;斗牛巷官顺全、周郁廷;龙家巷王永生、郑叔良;硚口(《圣灵报》有一处记载误为“粳”口)华彼福、祁义田;枣阳周姊姊。各地教会代表十六人;总部魏以撒、谭配得列席;支部负责人袁彼得、罗大卫、姚善真(代)胡保罗、贺会基、刘基甸、高春亭等七人出席。
府西二路,并非新建,是从别处迁来,由何处而来不详。有少数人闹分裂,“颇为散漫”。但每晚聚会亦有三四十人,守安息者约五六十人。其他各地代表也汇报了各本会的概况。
大会重点讨论的自然还是财政问题。代理财务姚善真、代理庶务罗大卫经选举变为正式负责人。又选贺会基长老为代议员。
会后又开灵恩会三天,受水洗者八十七人,受灵洗者四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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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51年真耶稣教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