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在江苏的继续发展

南京
张巴拿巴《传道记》载:“民国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带了长女灵真,由江西来到南京。因南京各处本会,早有来信,促我就道。但我因江西各处灵工发展,不得不多住几时。我一到南京,他们即赶速发出广告,特开全省大会。以后又再住多时,培养各处本会。至五月十九日(公历七月九日),我们来到上海……”。张巴拿巴父女在南京呆了差不多有五个多月,那末,全省大会肯定是召开了的。可惜,张巴拿巴没有详细记载。
而《卅年专刊》在这个期间有关南京教会组织的记载不多。只知道“南京的本会已分成两派了。在南门的郭文俊长老作了反对张殿举的中心,在北门桥的曹光洁长老成了拥护张巴拿巴的健将。至民国十九年虽然经大会把张殿举开革了,曹长老仍然是表面拥护张的。”
但《卅年专刊》载李子敏撰《南京分会历史》,对这一段历史的描绘如下:“未久,郭(文俊)传道出轨,与张反对,旋被张殿举开除。是时,曹(光洁)亦报独立派。”李子敏所谓郭传道“出轨”不知何指;曹光洁报“独立派”,独立于何处?果然独立,只能说是“独立”于张与魏之间;这个说法,只此一见。从这个说法来看,李子敏在张殿举的问题上态度暧昧,不知道他站在何方,很象是一个中立派:张殿举的问题只看作是张魏之争?《卅年专刊》选入这一篇文章也是很奇怪的。为何如此,或与李子民后来倾向于上海总部有关?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南京的情况,《卅年专刊》除在个别的字里行间可见一点点踪迹外,完全回避了;李子敏亦不例外。《圣灵报》上的直接记载,笔者未能找到,只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念四日,在“南京真耶稣教会开联会纪事”的报道中,隐隐约约察觉到一点信息。(见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二期《圣灵报 》)
这次联会是“真耶稣教会南京支部开本省及皖省之联会”。出席代表有:汤泉胡万斌、吴明道;滁县胡信全;泰县石重生;邵伯徐金福;南京曹光洁、高定坤、李经邦、郭绍举;女执事有吴约亚拿、那玉珍等,以及一些“男女诸灵胞”也参加了大会。
第一天,“是日黎明早祷,八时公膳,各用敬虔祈求天父,故祷声远播不啻直达天庭。十时摇铃开会。曹光洁奉主耶稣名,讲论十童女五智五愚之要道,并报告今日开此大会,实出乎主之引导。虽一年间战事不断,而各处本会均蒙主庇佑平康,现在我侪得相聚一堂。此应当赞美耶稣,感谢真神也……。”下午,曹光洁继续讲道,讲路加十九章十五至念三节,“主来结账之比喻,善者赏之,恶者罚之。”晚间,各执事报告各会情况。第二天,“早祷公祷毕……忽来了几个魔鬼所驱使惯作邪事之一辈,冒称亦本会灵胞,出言强暴,故意扰乱,且举杖猛击讲台,并要打各长执。但我侪赖主能力,不使魔鬼得胜,遂驱之而出,阿利路亚!十时仍照常开会。各代表报告佳音者颇多。如汤泉有新建会堂,下胡村会堂亦久已成立。医病赶鬼无时不有。乌衣虽最近战线,而灵胞屡蒙神恩保护,不特免受损伤,而且反能救他人,真希奇也。”下午由、曹光洁领会。晚间,胡万斌、胡信全等讲经。第三天,“上午吴明道见证,得以脱离危险,实蒙主之特恩。”乌衣周道一、高定坤讲道。支部报告财务、按立三个女执事。其中,开会三天,每天都有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相关的发言,但没有一个发言提到了具体情况。第二天搅闹会场者不知何人。
之后事,又见李子敏《卅年专刊·南京分会史》:“延至十八年(一九二九),会众欲建筑公共会堂,曹(光洁)不赞成。”曹为什么不赞成,不详。而由于曹不赞成,此事也就作罢!何以如此,同样也说不清。李子敏没有记载。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廿日《万国更正教报》四期一版,刊登了郭文俊的一篇文章,《卅年专刊》重载时题为“郭文俊对于灵界之见地”。实际上是一篇自述。说明了自己的简历,求道的经历,当然也包括对“灵界”的见地。其全文如下:
“余年七十有一,前清武举人,曾充马队营官,扼守中国重要之山海关。嗣因国家无事,辞职归来。自是求道之心日切一日,由圣公会而安息会而真耶稣教会。查考圣经备极详细,最终真耶稣教会,诚为真实属灵之末日教会。信而受水洗而蒙灵洗,说方言保守真道者,定是得永生之确凭无疑也。余对之非常爱教而且联络同心。其反对真教会及残害真信徒,损人利己,其存心豺狼的是魔鬼所差遣,亦无疑也。余对此等人非常反对,非打倒不行。余年虽迈,惟为主之志尚壮耳,感谢主,哈利路亚!”
结尾部份实为一段卫道宣言。从前述郭文俊之所作所为可见,实因张殿举冒充真会发起人而起。

《卅年专刊》转录了一位肾癌患者在南京因信奉真会而得蒙治疗一文。时间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的十一月十日。患者为李芳亭,由其口述经过,李经邦代笔成文。全文如下:
“余今年二月间,至宁波任市医院助产士之职。于三月间,忽腰间作痛,时有发热,饮食减少,身体日渐瘦弱。嗣由院长及医生诊察查视,均嘱少事休养。于是只办事半天,虽然腰际痛止,然精神依然疲倦。迨至八月间,偶患痢疾甚重。随经本院医生治以注射,用最新疗痢剂数次,始告痊愈。继之不数日,余右胁腰际作痛颇剧,兼有发热。经医生诊察热度,达一百零四五之高。右胁后突有肿块,隆起如拳。由院长诊视结果,声言此系肾病或肝病也,并催余速拍电达家。但余只随勉书快函禀报父母。不数日,有三叔亲至宁波医院。余三叔亦医师也。诊视余病断曰肾脏病。向医院说,拟先将余肿患处之浓抽出,而医院止之,因恐浓汁漏于肠间,再患腹膜炎,人必致死,议遂作罢。余三叔遂由浙宁护带余返抵南京家中。因余家母多在老会,遂速命人抬余至南京医院。其主任医诊察之,曰:此肾脏溃浓积肿,极难治之症也。即施割治亦非往上海日本大医院割治不可,且生死须听之。旋即抬余至光中医院诊视。医生曰:此重症须先借血然后割之,但亦未敢轻试。继又抬余至城南医院诊视,曰:此肾脏割治,非有多数老练医生帮助开刀则不易下手。敝院对此病医疗无办法。余悉知此数医院医生均为留学日德等国,结果如此无办法,颇为伤心。最后抬往鼓楼医院,经医生详细诊察,曰:此系右肾癌溃浓。但仍不放心,恐两肾俱患,虽割其癌,则亦无生命矣。必先用爱克司光照察方可割治。并且对于体弱之人,下蒙药施大开刀手术,实不应轻易。一连住院八日终无治法。医生并言,身如发热,则不易救治矣。余住此院中,心里思索,没有办法,只有吃点好的食物待死而己。但余又不能多吃,每日只能吃三次牛乳。不意于十月二十五日下晚,父亲令余母亲带同表嫂来说,要抬回家求主耶稣施恩医治。余闻言,心甚愿意。遂用竹床抬余回家。至真耶稣教会堂,长老令余跪堂中,有女仆用手扶余体,斯时大众都为余祷告。祷毕身上觉得有力,患处减痛。第二日即安息。大众又为余迫切祷告,又觉得身体非常快乐,患处亦不痛矣,如平日无病然,但尚未能站立起来,连抬余三日会堂,因余信心微小,余母亲早藐视真耶稣教会道理,余亦看不中意。因此,一时信心怎能充足?然至第三日晚间,父亲召我,余被抬至路中时,闻得会堂中众人唱诗声音,极受感动,衷心喜乐非凡。既至会堂,余即能坐起用心听道,后随众人祈祷。长老令余行走,余即来回步走。散会时,余心中快乐无限,遂独自步行走回家中。一夜心感主恩,喜乐难言,赞美祷告,思盼明天速向我亲邻去作见证,乃我之愿也。但余告诉同学,闻之并见余行走甚为心异,有受感者,亦有讥为心理作用者。总之,余至此身体日见强壮,饮食剧增,只腰间肿块虽略小但仍未全行消去。长老宣称速领洗得救。余遂于下一安息日至城外领受大水洗礼。返家后,余即以手探患处,右胁后肿果然消去,恢复如常人无异。令女佣视之亦然。余满心喜乐,希奇真神的大能,赞美感谢主恩,使我这卑微将死的身体再活起来,重生一个新人。如此鸿恩念念不忘。随后余即往各医院作证。众医生都说希奇之事,闻所未闻。余力证得治之由来,将主耶稣之恩典告诉诸位,有受感连叫希奇者,亦有似疑者。总之,余格外蒙恩,深感主爱。故摄一影登报,荣耀归真神。”

在这个阶段,在南京有一位国民党元老一级的人物也加入了真耶稣教会,这就是姚荐楠。姚在一九四七年为《卅年专刊》撰写了他本人毕生的“灵界历程”,在真会之中颇有影响。其文题为“蒙恩得入真耶稣教会之回忆”,曰:
“余于满清末叶偕徐氏兄弟,风人(巽)、季龙(谦)在北京圣公会一同受的点水洗礼。彼不过藉教会为护符,达我排满革命之目的,并无其他作用。直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讨袁失败,亡命东京。在中华留日圣公会遇英人伊牧师悦理,约余襄赞公理会,聘为董事之一。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某日,伊氏忽向余发出惊异艳羡之声而贺曰:‘恭贺贵国中华好大福气,听说耶稣基督亲自在中华显现,产生圣灵教会,这真是了不得呀!这真是了不得呀!’余笑应之曰:‘我一点也不懂圣灵教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福气呢?’伊氏告余曰:‘圣灵教会就是耶稣升天后使徒传道,圣灵大降临的时代。听说耶稣基督现在贵国所设立的教会与使徒时代完全一样,这不是最可贺的事情吗!’彼此愈笑愈兴奋,那时还有英人伊师母、伊小姐均在座。伊氏即约我们一同跪下,祈求圣灵。约十分钟后,伊氏谓余曰:‘姚先生求得圣灵没有?’我说:‘没有’。伊氏说:‘我的小腿肚子踹了一下,不知道是否圣灵咧!’我笑说:‘不知是不是咧!’于即起立,毫无结果。过此以往,至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归国,在上海友人家遇乡友朱君世醒,因忿人心不古,骂‘东方伪孔,西方为伪耶’。朱君甚表同情,并谓:‘只要耶不为伪,就有办法。孔子非教,无足深究’。且语:‘余近日在皖北一带对各耶稣教会如何大声疾呼,唤其更正。以堂堂之教,正正之旗,根据两约圣经与老会辨真伪,所谓长老牧师者均哑口无言,个个抱头鼠窜而去’云云。余谓朱君曰:‘君真快人快语,但外国牧师也并非尽为国际侦探者。’乃举英友伊悦理告我中华有圣灵教会、如何赞叹、如何仰慕,并如何与余同求圣灵一段详细经过之故事,朱君颇首肯。旋即到朱君寓所,彼此查经。查得脉络分明,头头是道,余之快慰不可言喻。朱君语余:‘你在满洲末叶,北京圣公会受那点水洗礼是无用的,要重领受大水洗礼才行。’余彼时即请朱君代我施洗,彼笑谓曰:‘耶稣未授予权,予不能,将来自有人给你施洗。’无何,朱君病矣,病且重矣。入病院后,余每日往探,看其病状。一日,朱君太息谓余曰:‘真神要我去矣’。余曰:‘君去余将安归?’相与泣良久。又数日,真神竟接朱君去矣!余彼时居测(?侧)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旋即奉总理命,运动长江上下游军队革命,遂将此事置于高阁矣。厥后,总理病崩燕京。余继续为革命奋斗直至最后北伐成功,余心绪稍佳,又想到圣灵教会之事矣。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余自北京到首都,菊偕夫人因病带长女凤鄂同北京友人张伯纯家旋回寿州原藉,遇吾友高效安。余正襟危坐而问曰:‘圣灵教会究竟在中国何处,余十年仰慕,至今不得其门而入真怪事也’。效安说:‘北门桥就有真耶稣教会呀,这真是觌面遇之交臂失之也。’余乃于安息圣日到北门桥真耶稣教会得唔曹光洁长老。(长老)道貌岸然,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谈之甚洽。旋开会,余看大家祷告时,轰声震耳,恣态各异,余不禁喜从衷来,大笑不止。事后自己觉得太过放肆,很感到难乎为情。曹长老慰余曰:‘见道不笑,必非真道’。余曰:‘唯!唯!’正谈论之间,张巴拿巴长老亦自上海来到,相谈更欢。张长老谓余曰:‘你有空间没有?可不可以到上海总会一视?’余欣然应允。比即阵同张长老赴沪往横滨路真耶稣教会总会。正赶开春季灵恩大会,群贤毕至,少老咸集。余得逢此光荣盛典,每日参加聚会听道,卒获领受黄埔江隆重大水洗礼,旋蒙恩被圣灵充满。余于此时方得尝到圣灵滋味。十年仰慕,一旦得着,愉快之情,生平未之有也。住会通月,返回首都(可惜张长老一念之差,意欲自充本会发起人,埋没主于民国六年赐恩拣迭中华之历史,深盼张氏一转念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幸甚幸甚)……。”
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其夫人在原藉寿州居半年,“患枯血重病”,经其医道高深之父福田公、北京施今墨名医、南京杭辛斋名医诊治,全都无效。病危之时,姚荐楠谓其“夫人说,‘你能信耶稣不能?’夫人说:‘信有什么好处呢?’因夫人向来反对我信,故尔发出此答。余曰:‘信耶稣病就好了!’夫人此时已到山穷水尽,笑答我曰:‘如果病能好,我就信呀!’余乃喜出望外,走告吾友高效安曰:‘菊偕可能信耶稣矣!’效安与其夫人玉清喜极,马上同来我家,替夫人祷告。比即感觉身体稍稍舒适。厥后夫人于民国十九(一九三零)十月十八日,南京本会秋季灵恩大会领受大水洗礼,病即痊愈。”之后不数年,几个孩子先后受洗,组成了“基督化家庭”。

上海
《卅年专刊》记民国十三年冬十二月初旬(在一九二四年末或一九二五年初),上海真会由斜桥(即丽园路处)迁到了倍开尔路瑞福里五百六十号。但《圣灵报》第三卷第五、六期(一九二八年)载,上海代表陈培德在四大(后改称五大)上报告情况时如是说:“沪本会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成立(据前第二编第九章第四节,上海建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此处有误),乃在上海西门外斜桥地方。彼时会堂窄小,每月租金只六无。平时聚会人数不多,安息日不过十余人而已。迨下年腊月,我们商量租借倍开尔路的房子……遂即于是年腊月搬到倍开尔路……。”此处所谓“下年腊月”显然是民国十四年的腊月,但陈培德接着又说:“及至民十四年正月一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一月地十四日)起开灵恩会十天。……不数日,圣灵大降……毕会后会受洗廿余人。由是灵工渐渐发展,人数亦渐渐加增。”陈培德所说,似乎是自相矛盾。下面接着说的是“民十五六年”事,而没有提到当年五月张巴拿巴到上海事。张巴拿巴到上海,是在民国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公历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张巴拿巴《传道记》载:“又在上海定期七天,受灵洗水洗者共七十七人。主显神迹奇事甚多。此时上海的本会根基稍有坚固了。当时又有槟榔路布道团本会请我到那里开会十天,将布道团名称改为真耶稣教会,男女信徒一百多人,都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后大家同心合意办理教会。”陈培德在四大(后改称五大)上则说民国十五、六年两年间的上海“蒙恩者有百余人。”《卅年专刊》又记民国十六年十月廿日(公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总本部由南京迁至上海华德路寿品里。这对于上海真会的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而上海真会的负责人孙竹霖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去北平帮助教会,不曾想,被孙彼得永年所迷惑,一去不返(参见八巨部分)。孙竹霖事,陈培德在四大(后改称五大)上的报告中亦曾提到,谓:“不意于今年(一九二八年)春,孙竹霖北返,受魔鬼之迷惑,与前大不相同。他一到上海,要开灵恩大会七天。后我们看出他有背道之点。劝之,望其觉悟。无奈彼心刚硬,竟不听。登时又北上。”之后,上海真会就由邓天启执事负责。当年五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原称四大)邓天启又被选为总部负责。于是上海真会负责由史提多、任灵生代替。总部同工又尽力辅助上海真会,使之发展。特请赵恩光太太假四川路中华基督教会开布道大会三天,收效颇佳,招聚了许多“选民”;李爱真执事即于此时加入。但无准确日期记载。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二期《圣灵报》“上海本会开灵恩大会消息”有详细记载,谓:“五月十三日全体大会(即五大,原称四大)毕,沪本会以各代表与会之热诚,趁其未计归程,乘余兴藉以宣传真道,作奋兴沪会之一助。于是,得广东旅沪灵胞之介绍,遂假中华基督教之会堂开会焉(由谁介绍,说法与《卅年专刊》不同;或,所谓广东旅沪灵胞就是赵恩光太太?)会期前,遍贴广告于通衢,其文曰:‘本会发源于中国,迄今十有七年。克正人心,实现圣灵功化之权能;根据圣经,阐明真道之奥秘。现传遍我国各省,且风行日本、台湾、南洋群岛矣。此次在沪特开圣恩大会三天,定五月廿一日至廿三日止;每日下午三时至五时,晚间八时至十时,为讲道时间。凡羡慕圣灵之洗,欲得永生者,请届时来听,幸勿失此良机。’既至开会之日,沪会各灵胞。,皆热诚与会……三日间所讲之道,均提醒当今基督教,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既而蒙主施恩,受感领洗者二十余人。虽然效果无多,而道声所播,遐迩咸知,使各教会及异邦人看出本会有灵恩特显,于愿亦偿矣。况复此次开会,堂所可假,尤其云奇。以本会历来每欲假各教会堂所讲道者,多不之许,兹竟得成就,岂非真神引导乎?特记之以荣主名,阿门!”
后因总部办公地方不够分配。于民十八年(一九二九)二月间,在宝山路横滨路口租了一所办公的地方。上海本部则在对面八二零号赁了一所平房为会所,每月租金六十八元,成立了第二处会所。有唐灵光执事在此牧养,甚为得力。沪西小沙渡亦有一处会所。上海真会渐渐扩大。于是组织上海支部。于民国十八年五月十日(公历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正式成立,选史提多、李爱真、蒋约翰为负责。由此上海真会互相间的联络更见紧密。
《圣灵报》第七卷第九~十期载《江苏支部成立大会》上,代表张亚光发言说,一九二八年上海高榔桥有祈祷所,一九二九年正月成立教会。潘子若报告说,一九二七年菜坞新村成立祈祷所。

常熟
常熟真耶稣教会的起源在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据《卅年专刊》瞿天贤所撰常熟分会的历史如下:
上海有一位年约七十余岁的老信徒季道成到常熟探友,在南门外老三层楼茶室品茗,本地监理公会教友黄九如亦在这里喝茶,茶房说这位老先生也信耶稣。黄九如随即与他谈道。黄问季是什么公会,季答真耶稣教会。黄说:“你们是真,我们是假么?”季说:“你们在老公会是没有圣灵,而水洗亦不按圣经而行,所以不能称为真。”九如遂请他到家吃饭,谈讲属灵真道,如安息、面向下之洗礼……等等,以及真神数千年之应许,一一详细讲解。但当时还不能十分明了。第二天,九如身体不大舒服。下午,季道成来家探望。“为病祈祷,口说灵言。”祷毕,九如问,你们祷告怎么如此。季道成说:“照圣经应许我们信徒有圣灵之凭据,即真信徒。真耶稣教会即此为真。”嗣后,季道成返申,九如托他带上捐款两元代交真耶稣教会。当时,因无收据,遂拒却之。再四烦托,只得收下。不久圣诞节左右,黄九如与王振新二人各捐一元,寄到上海以后,随即寄回《圣灵报》数份。九如即赠与黄季英等查考。次年(一九二九)四月,上海总部差派沈虚心、汪宗德两位传道士到了黄九如的店中,手中还提着一支蓝子。九如以为是售货物的客商。不想沈虚心说:“黄先生你平安!”九如一听,心中觉得非常平安,非常欢喜。说明缘由,九如遂殷勤接待膳宿。随即邀同黄、季到店中商议讲道地址。决定向监理公会教友领袖李舜政商借附属监理会的益德会。李说办不到,因为实权在洋人牧师手中。只得在旅社讲道,并邀请圣公、监理两公会之教友、牧师前来参加听道,结果没来几个人。是老公会的牧师等“用不合圣经之言诱惑,使他们不能来听出真神的恩言。”后黄九如自愿脱离老会,并决意到上海去受洗。沈虚心说不用到上海,在这里也可以。第二天中午到南门外珠草浜领受了真耶稣教会的“合法大水洗”,在水里十分爽快。这是常熟接受真会“真道”的第一人。第二人,黄季英也向老会告退,接受大水洗。这是常熟第二人。后逐渐增加到八九个人。从此以后,黄九如与黄季英在自己的楼上每天祈祷。两人并在南门外轮船码头租房成立祈祷所,有七八人聚会。“真神把丰丰富富的恩典赐他们”,并每年春季召开灵恩大会三天,以及请各老会中西男女牧师来听道。

八巨真耶稣教会的继续发展
《圣灵报》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二期报道说:“丙寅,秋九月(公历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十一月五日),孙腓力(竹霖)执事,奉教会差往江北阜宁县八巨地方开办教会。当时受水洗者念七人,其中亦多数得有圣灵。……去年江北大水灾,道路均被淹没,故离巨稍远之地方,尚有数十人不能赶来领洗。孙执事遂与众言之,以后或再来。嗣因上海本会,对灵工渐见发展,竟不能脱步而去。迨至丁卯(公历一九二七年)秋,张巴拿巴长老以北京本会有函,请帮助开会,孙执事亦被请,于是同北上。满拟回来时,即可向八巨一行。讵料京会灵工,亦渐见发展,挽留孙执事在彼帮助,所以迄今犹未能回沪(参见上海部分)。但八巨灵胞盼望甚殷,来函催促再三,且汇寄川资而求速到。故上海本会见此情形,不容再缓,所以差派史提多、蒋约翰两执事前往。既至,……议定开灵恩大会三天,凡远近灵胞及慕道之人,无不踊跃而至。每逢开会讲道时,极形拥挤,几至无立足之地……计此次受洗男女共有四十人,得圣灵者为数亦不少……遂选立陈马利亚、王利百加二人为女执事,以助八巨会务之进行……。”十二月初四日(公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史提多返沪。
《卅年专刊》所记为:一九二七年九月总会第二期神学会之后,总会差遣史提多、蒋约翰二位执事北上到了八巨。三次施洗,有了五六十人,老教会都归入了真会。“外邦的选民亦联袂而来,教会日渐兴旺。可说人数天天加增,经过三五年,教会已有五百余人。”
江苏的其他地方,只《万国更正教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第二次三版上又曾记载了淮安和邵伯的情况,材料不多。邵伯,只说真会设立多年,根基稳固,由孙德文长老耐心办理。淮安,有陈文国执事负责,曹效保长老也常到这里牧养;陈文国还特别到长沙参观过真会。
在这个期间的江苏,据《卅年专刊》统计表,新建的区分会只有两处:许犹士都在一九二八年创沪东区会,设在高郎桥蒋家浜十九号。一九三零年五月,李学如创盐城分会,在盐城中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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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51年真耶稣教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