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真耶稣教会的产生是世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结果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许多专家学者都阐述过,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牟钟鉴和张践《中国宗教通史》、韩国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以及四川省宗教办公室《四川基督教》……等等专著,不是什么新鲜议题。但是,没有任何人曾经把真耶稣教会放到这个背景中来进行过任何专门的研究,而为了真正了解真耶稣教会,又必须把它放到这个背景中来。因而就本书而言,看似多余,实为必要。
基督教传入中国,若据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明帝年间(公元五八~七六年)。但一般公认较为准确的时间,应该是唐代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被罗马皇帝定为基督教异端(公元四三一年)的聂斯托利(Nestorius)派传入中国,称为景教。唐武宗(八四一~八四六年)时,灭佛,并株连一切外来宗教,景教失去皇室支持而没落。但却逐渐传入蒙古部落,在元代重又振兴。天主教也传入了元代中国。明代,由于西方耶稣会士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一五五二~一六一零)的努力,得到了发展。一直到清。又由于从康熙后期开始到嘉庆实行的禁教政策而衰落。十七世纪,由于沙俄的东扩,东正教也传入了中国。
基督教新教也力图进入中国。第一个进入中国的新教教徒,是苏格兰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七八二~一八三四)。一八零七年,受伦敦会派遣来华,几经周折,终于潜入广州。一八一四年发展了第一个新教教徒。
基督教传入中国,宣传天国,宣传灵魂得救,宣传永生,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救的人们当然会有很大吸引力。由于中国的社会矛盾,决定了基督教必定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儒家文化的冲突必不可免,相互间的磨合是很困难的。这两种文化在两种不同的历史传统中产生,基督教又早已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工具,早已牢牢站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而儒家文化仍然立根于封建的自然经济。两者之间的差距何其巨大。基督教进入中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侵入,随后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侵略。这种侵略是资本主义经济要不断地追求利润而决定的,为了利润,要追求原料,追求市场,要控制别国的经济。其最后目的,或者说,最终的历史任务,是要在全世界建立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如果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就诉诸军事武力。军事手段之后,又随之以政治、文化各种手段,以控制别国,从而取得经济利益。
于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必然伴随着文化、政治、民族矛盾斗争的复杂局面。
景教虽传入于唐贞观年间,到唐武宗时,由于众多大臣的奏请,禁绝一切外来宗教,包括佛教、景教、回教、袄教;景教于是没落。到元代,臣民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景教在重返中原之前,一直在色目人及部分蒙古人中流传,因而地位很高,并获得很多特权,发展很快。这方面的情况,马可·波罗有详细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推动同西方的交流。天主教也进入中国。与景教同称为也里可温教,教徒亦称也里可温。朱元璋代元,反对民族压迫,下令禁止一切“胡服、胡语、胡姓”,加上佛道两教的排斥,也里可温教也随之消失。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耶稣会士的努力,特别是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零),天主教在中国又重开新的一页。得到相当发展。然而,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一五四三~一六零七)于一五八二年第一次到广东肇庆开始到一六一六年止,“教案”纠纷多达五十四起。一些反对天主教的学者写过不少文章,有的从卫护儒家传统出发,有的则从卫护佛、道的立场出发,攻击天主教。到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终于爆发了“南京教案”。首先发难的是南京礼部侍郎署礼部尚书的沈隺。沈隺,浙江吴兴人,据说与释祩宏同宗。祩宏撰《天说》批判天主教,引出已受天主教洗礼的徐光启的反驳文章《辨学遗牍》。这场论战成为南京教案的导火索。当年五月八日,沈隺上《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疏,参劾传教士。指出儒学应为治国之根本;传教士治历方法有误;天主教反对祭祖是破坏中国传统孝道,是为大逆;传教士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财源来历不明,应早防范,以免姑息养奸。并影射攻击一些信教大臣。沈隺的奏疏,引起朝议大哗,一部分人支持沈隺,一部分人则反对,为天主教辩护。起始,明神宗置之不理。沈隺则再次、三次上疏,最后,以夺取吕宋国土的事实为例,说明欧洲人传教实为侵略之借口;又说“但使正行异教,非有阴谋,何故于洪武冈王气所钟,辄私盘踞?又何故于孝陵卫殿前擅造花园?皇上试差官踏勘,其所盖无梁殿果于正阳门相去几何?是否缘城近堞,踪迹可疑?”指出天主教实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先锋,并以天主教之建筑物破坏皇朝风水为口实进行攻击。明神宗遂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十二月二十八日颁诏逐回外国传教士。天主教遭到很大挫折。南京教案之后,由于满洲女真的兴起,威胁东北边境,明王朝内外交困。出于军事需要,求助于西方传教士,购买并使用西方火炮,使明王朝军事上获利。于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重又获得传教的立足之地。崇祯二年(一六二九)五月出现日食,钦天监推算失误,徐光启按西法推算成功,于是又重新研究西历,命徐光启监督。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一五九一~一六六六)除口述西式火炮铸作之法而外,又监制火炮成功,深得崇祯信任,特许进出禁中,于是乘机传教,发展了数十人,且建教堂两所。
一六四四年,清军入主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对汤若望等早有所闻,又正在用人之际,破格恩准汤若望等仍然安居天主堂。天主教与清王朝初创之时就建立了良好关系。顺治年间,因汤若望推算历法准确,深得顺治崇眷。然而,朝廷内部的反对势力一直在蓄势待发。一六六一年,顺治去世,到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各种反教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政治风暴--历狱。由于西历准确,排斥了一些中国原来的历法官员,由此又引发了政治上失势官员的怨恨。历狱的首先发难者杨光先(安徽歙县人,祖杨宁行礼部尚书。崇祯年间遵父命将自己长子身份应袭的副千户之职让给了弟弟,自己入京经商)就坚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完全排外。康熙三年(一六六四)七月二十六日,时年六十八岁的杨光先向礼部呈交了控告汤若望的《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汤若望所献历书上写“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汤若望潜往京师,窥伺机密,“有邪党于济南、淮安……并京师,共三十堂,香山峤盈万人,踞为巢穴”、“内外勾结,图谋不轨”。握有实权的辅政大臣们(康熙登基时,年仅八岁)本来就不喜欢传教士,杨光先一发难,立即大兴冤狱。主要问题是,除一昼夜时刻划分、置闰等等一些天文学的不同而外,又把一些历法上的问题扯到政治上去:如,指汤若望只进呈二百年的历书是不愿大清国祚万年,《时宪历》封面上的“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是“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实欲天王西法而鲁大清也”。对天主教则定性为白莲教、闻香教一类的邪教,耶稣则是叛党首领,“传教士惑众入教,广结人心,内外勾结,图谋不轨。”并说荣亲王葬期选择失误,导致董鄂妃之薨及顺治皇帝驾崩,责任在汤若望,“淆乱上国之礼,轻慢天帝,而亵天子”。把历法之争变成了政治阴谋。最后,朝廷念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免死开释。但另外五名信教监官,却被冤杀,一些信教大员均遭革职。康熙六年(一六六九年),玄烨亲政,昭雪此狱:汤若望平反,重新采用西历;杨光先诬告反坐,当斩,年老免死,发还原籍。宣武门内天主堂发还给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一六二三~一六八八)等。天主教重又得到发展的黄金时期。据香港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的记载,康熙前四十年中教会事业发展了一倍以上,已有教堂二二九座。
然而就在天主教事业逐渐恢复发展之时,教会内部发生了争论,即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争论引发了教皇的干预以及康熙后期不再支持天主教,改而实行禁教政策。本来基督教是西方宗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适应中国国情。这一点,利玛窦比较聪明。在不违反基督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采用了一系列入乡随俗的措施。这正是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后来的天主教系列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丁教会传教士们不以为然,不顾中国的传统礼仪:
①天主教各会主张只许用“天主”一个称谓,禁止其他用法。反对耶稣会教士对造物主的称呼和用法。耶稣会教士主张“天主”、“上帝”、“天”三者内涵一致,可以通用。
②天主教各会主张不应祀孔祭祖,认为是宗教活动,是偶象崇拜。反对耶稣会士认为祀孔祭祖是中国传统礼仪活动,是对先人的景仰与孝思,不含宗教意义,可以设立牌位、点香烛。
③天主教各会对于中国信徒应否参加传统迎神赛会,对信徒的祖先(非天主教徒)应否举行天主教仪式,对妇女施洗时,应否要免去一些中国习俗上认为不适当的礼节等等都提出了异议。
这个争论实际上由来已久,在利玛窦时,耶稣会内部就有人反对利玛窦的作法,并惊动了罗马教廷。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丁教会在明崇祯年间又重新挑起了争端,上书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十世、亚历山大七世、克雷芒十一世都作了表态。一七零四年,克雷芒十一世发布中国礼仪的禁令,只许用“天主”、不许祀孔祭祖、不许入祠堂、不许供奉牌位等等,“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俱决断不行”。并派遣铎罗到中国贯彻实行。结果,遭到康熙反对。认为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一七一五年,克雷芒十一世重申一七零四年命令,违者与异端同罪,受绝罚。并派嘉乐到中国面见康熙。康熙不接见并下逐客令。朝中反对天主教者势力大张。以后,康熙虽然接见嘉乐十三次,但仍不满意,遂决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一七四二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发布《自上主圣意》谕,对中国礼仪之争作最后裁决,坚决禁止祀孔祭祖。这压倒了教会内部的争斗,但却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带来了灾难。雍正朝也随之实行了严厉禁教政策。乾隆则将中国境内反对祀孔祭祖的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留下的一些传教士不反对祀孔祭祖,但也只能在钦天监之类的科技职务上服务,不能继续传教工作。而且执行了闭关政策,严查海口,杜绝奸人。嘉庆朝也执行严禁政策,严处禁教不力的各级官员。
这个“中国礼仪之争”到一九四二年才最后得以解决。教皇庇护十二世,为了挽救在中国濒临消失的天主教,宣布解除禁止祀孔祭祖的法令。天主教妄图以改变中国文化传统的办法进入中国的努力失败。
十七世纪中叶,沙俄向东扩张。一六八五、一六八六年,康熙连续出兵收复失地。所俘俄罗斯士兵中的东正教徒,将东正教带到了北京。东正教在中国小心谨慎,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成果多于传教事业。直到义和团运动以后,才略有发展。

基督教大举进入中国肇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清政府失败,《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已偷偷进入,见下述。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则明确规定了“传教条款”。于是,外国传教士在“传教条款”保护之下,纷纷涌入中国。不但天主教大肆卷土重来,新教也大举进入中国。在不长的时间之内,来华的外国教会竟然达到一百三十多个。这些传教士主要分属于英、美、德、加拿大等国,从教派来说主要的有圣公宗、浸礼宗、公理宗、信义宗、长老宗、监理宗,以及内地会系等;同一宗派中又有不同的传教会,情况极其复杂。

新教传播到各省的情况,大概如下:
广东省:一八四二年之前,外国传教士如马礼逊等人先后进入我国,主要以澳门为住地,翻译《圣经》、医疗活动,不能公开传教。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以香港为根据地。一八四三年决议到《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建立永久传教事业。到一八六零年,全省有七个主要传教会:伦敦会、浸礼会、浸信会、巴色会、循道会、英长老会、北长老会。到一九一零年,广东已有总堂九十七所,不同教派二十九个。
江苏:一八三五年,伦敦会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进入上海,一八四三年在上海东门外开始传教。一九一零年以前,江苏全省共有总堂六十七所,不同教派二十七个。
福建: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公理会的雅裨里和美圣公会的文惠廉已经进入厦门传教。一八四四年伦敦会进入厦门,公理会、美以美会先后到达福州。一九一零年以前,全省共有总堂五十二所,不同教派八个。
浙江:一八四四年,浸礼会、北长老会进入宁波。一九一零年以前,全省共有总堂四十六所,不同教派十二个。
山东:一八三一~一八三三年,郭实猎(Karl F.A.Gutzlaff)曾进入山东散发圣经。一八五九年,英浸礼派有两人到山东布道。一九一零年以前,全省共有总堂四十四所,不同教派十五个。
直隶(今河北):一八三一年已有教士到过天津,一八六零年公理会在天津建立河北第一所教会,一八六一年又进入北京。一九一零年以前,河北共有总堂四十六所,不同教派十二个。
湖北:一八六一年,伦敦会有两人进入汉口,一八六四年进入武昌开展传教工作。一九一零年之前,湖北全省共有总堂四十四所,不同教派十二个。
湖南:一八六三年起已有教士进入湖南,但到一八九四年才进入正式传教阶段。首先是北长老会由广东连州进入,在临武建立教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总堂四十三所,不同教派十五个。
江西:一八六七年,美以美会进入九江开展布道,两年后建立第一所总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总堂四十六所,不同教派八个。
东三省:一八六七年,英长老会到今辽宁牛庄传教。一八六九年,爱长老会到牛庄设立总堂。一九一零年以前,东北三省共有总堂二十五所,不同教派四个。
四川:一八六八年,伦敦会、英圣书公会进入四川考察。一八七七年内地会传教士到重庆开始布道。到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总堂六十五所,不同教派十三个。
山西:一八六九~一八七零年,苏格兰圣经会、伦敦会首先到山西传教。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总堂三十六所,不同教派九个。
安徽:一八六九年,内地会首先到安徽传教,在安庆建立了教会。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总堂二十九处,不同教派九个。
陕西:一八七六年,内地会首先到陕西调查,一八七九年在汉中建立总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共有总堂二十六所,不同教派五个。
云南:一八七七年,内地会传教士首先到了八莫,一八八一年在大理开展传教工作,一八八二年在昆明设立总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总堂十所,不同教派三个。
贵州: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到贵阳建立总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总堂十一所,不同教派两个,另一个是圣道公会。
甘肃: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到达兰州,一八七八年在今天水建立总堂。一九一零年之前,共有总堂十二所,不同教派三个。
河南:一八八四年,内地会开始在周家口开始传教。一九一零年之前,河南全省总堂四十三所,不同教派十一个。
广西:一八九六年之前,北长老会、浸信会传教士曾由广东进入广西,但都被驱逐。一八九六年,宣道会首先在距东部省界大约六百里的一个小村庄立足,随即在附近布道。之后,浸信会、循道会、英圣公会、传道会相继加入。一九一零年之前,全省有总堂十三所,不同教派五个。

一九一零年之前,新教在中国设立之总堂至少已有七百余座,广布二十多个省。不同教派:圣公宗五个,浸礼宗九个,公理宗四个,信义宗十八个,长老宗十二个,监理宗八个,内地会系十二个,其他十三个。

一八六零年开始,资本主义列强进一步大肆侵入中国,掠夺原料,市场倾销。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代表,基督教,借军事、政治力量肆意横行。此时,基督教的在华活动,成了引发中外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中国百姓中的一些汉奸,依靠洋人,鱼肉同胞,又加剧了这种矛盾,这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教案”。洪秀全虽然接纳了基督教,但却对其进行了改造以反抗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天主教于一八四二年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传教条款卷土重来。清廷首先被迫发还康熙朝以来的各地天主教堂。一些传教士乘机敲诈勒索,或凭空指控,任意指占民间财产。这种情况当非少数,连李鸿章都深虑“任其指索”,“民心不服”。宗教事务变成了侵略罪行。中国人民反教、仇教情绪有增无已。所在各地,多因此发生纠纷,甚至捣毁天主堂。
西林教案:一八五三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奥古斯丁由广州非法潜入广西西林传教,纵容教民,多行不法,知县调查属实,将马奥古斯丁处死。此事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华的借口。
贵州教案:天主教传教士在贵州强买民田,建造修道院、印刷厂,引起当地群众,乃至当地官吏的不满。一七五六~一八六零年间,教案发生十六起,传教士、教民死十三人,伤百余人,被捕一百六十余人,其中充军二十人。一八六一年,青岩镇发生反教事件,群众焚毁修道院,处死教徒四人。次年,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又鼓励教民抗捐,引发冲突。开州知府捕杀文乃耳及四名教徒。法国联合美、俄公使向清政府“强硬抗议”,清政府屈服结案。
天津教案:一八六零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法国占望海楼为领事馆。一八六二年,法国传教士又在东门外建仁慈堂。一八六九年,又在望海楼强占土地造圣母胜后堂(俗称河楼教堂)。法国传教士收养孤儿,往仁慈堂送小儿者可得“酬谢”,变相买卖。“吃教”歹徒乘机拐卖儿童。群众“但见其入,不见其出”。天津人民对其恨之入骨。一八七零年(同治九年),群众抓获多次拐骗儿童的教徒武兰珍,武供认为河楼教堂教民王三主使,称其手下有八人为其提供儿童。群众要求地方官法办。法国传教士、领事无理干预,并打伤中国官员及群众。六月二十一日,群众奋起反抗,殴毙丰大业及其秘书,焚烧望海楼、仁慈堂,杀死法国修女。捣毁英美教堂四所,杀法国侨民二人,俄国侨民三人。演成特大教案。俄、日、法、美、普、比七国公使联合威胁清政府。腐朽的清政府如何处理,可想而知,当不必细说。

新教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进入中国的。中国人民对其仇视更甚。
扬州教案: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内地会教士进入扬州。七月二十日,被当地群众发现踪迹,一些士绅、群众反对,游行示威,投掷石块,砸抢物品,放火烧房。于是进行了教案的外交交涉。次年,清政府赔款结案。
台湾教案: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间,也由于英法传教士及领事,仰仗不平等条约,肆意妄为,甚至军事威胁,引发同当地士绅、军民的矛盾,群众反抗,发生教案数十起。

而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义和团运动。
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次年,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赔款割地,丧权辱国。之后,各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终于在一八九八年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由基督教的侵略直接引发的、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运动。结果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年还清,加上利息将近十亿。中国的封建社会最终彻底地完成了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演变。
义和团虽然沉重打击了各国在华的基督教势力,然而在此之后,却是基督教在华的大发展,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是如此。

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一些外国基督教人士开始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一八四五~一九一九)首先倡议用庚子赔款创办了山西大学。同时,由于清政府无数次失败,清政府内部出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一些知识份子接受西方思想,也要学习西方,但要用革命方法推翻满清。先行者孙中山自己就是基督徒,对于基督教进一步在中国的传播,当然是很有利的。
新教的发展,尤其显得突出。
然而,历史还在进一步向前发展。
辛亥革命虽然一方面给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机遇,然而,它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唤醒中华民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劳苦大众居然夺得了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有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崭新的世界观和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在巴黎和会这块砧板上任人切割。中华民族在急剧觉醒,中华民族在这个地球上应该处在什么地位?传统的孔夫子学说曾使中国变成泱泱天朝大国,然而此时已经变成为历史的包袱,面对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只能任人宰割。而西方的耶稣又能如何呢?能使中国也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吗?在这个地球上有哪一个殖民地以基督教立国之后也变成了世界性强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爆发,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思想文化上反对封建的,以及一切迷信、不科学的意识形态,倡导民主与科学,向一切宗教发难。基督教(特别是其中的新教)由于其在政治上与帝国主义的特殊关系,必然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目标。
一九一九年,李大钊等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零年,该学会决议劝有宗教信仰的会员自动退会。但是,部份会员反对,于是在北京、南京举办了三场关于宗教问题的辩论会。
对外来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倡导者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然而大部分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的,认为接受宗教信仰是倒退。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否定宗教,同以前的教案相比,很大的不同是,不再单纯地因为它是“洋教”,而是因为它的不科学性。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文化、学术特点。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政治态度,因而否定宗教当然也就是一种政治斗争。由于论证涉及到认识论、人的心理、社会矛盾与信仰诸多方面,辩论就又有强烈的文化、学术特性。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当然不能立即被全体或大多数中国人民接受、懂得并立即付诸行动,并从而立即获得解放。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疑是划时代的,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其意义与影响是无限深远的。即使在今天和将来,它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九二二年四月,在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召开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一百四十六人、中国代表四百人参加。这次会议成为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七年间全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首先是上海学生,当他们得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十一大即将召开的消息,在三月九日就抢先发表了一份抗议此次大会的宣言,并成立“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之后,北京大学学生在蔡元培等人领导下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三月二十一日,发表了由七十九位著名人士签名的通电,四月一日又第二次通电。三月十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先驱》双周刊出版“非基督教专辑”。四月四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十一大开幕。当天,非宗教大同盟发表《非宗教大同盟宪章》。四月九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十一大闭幕。非宗教大同盟则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反宗教大会,到会者一两千人。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都先后成立了反基督教组织,形成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第一次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并实行北伐,以打倒北洋军阀政府。
基督教,从它的产生开始,就不反对奴隶制,而是维护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因日尔曼人的入侵,罗马帝国瓦解时就指出“不是‘新的世界秩序’按照基督教建立起来,相反的,而是基督教随着这种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有所改变。”恩格斯又指出“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基督教也及时“适应时势”,在殖民侵略中充当了急先锋。美洲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印地安人被屠杀,黑奴贩卖,都是打着上帝耶稣旗号的基督徒们干的。因而,当中国人民革命高潮兴起要挣脱帝国主义枷锁时,其矛头之所向,必然要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先锋队的基督教。共产党出版的《响导》、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青年》、国民党的《觉醒》、全国学联的《中国学生》,全面批判基督教。各地学生运动、示威游行,斗争矛头纷纷指向基督教。廖仲恺就说反基督教是“因为它在中国实挟有一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即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革命军北伐,也就必然出现没收教堂、教产,赶走牧师的事件,并喊出“打倒文化侵略的先锋基督”“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废除洋奴制造厂--教会学校!”的口号。据真耶稣教会的资料,一九二六年,《长沙日报》“日日登载,打倒基督教”。
然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镇压工农、屠杀共产党人,非基督教运动也就逐渐消声匿迹!
基督教是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侵略、侵华的工具,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早有精辟论述。一八五三年,马克思在其《英国在印度统治之将来结局》一文中指出了英国政府这个“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保卫者”在印度如何“残酷的强取豪夺”的;一八六七年,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指出:“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一八五零年,在其《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英国政府“总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一九零零年,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指出:英法在对华侵略战争中(指一八五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就“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反对野蛮的中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重点分析过沙皇俄国在侵略土耳其的时候,如何利用了宗教。
持这种论点的并非只有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对西方的宗教,也曾经使用过“侵略”这个字眼:“他们(指中国和日本)……便向处于近代早期阶段的西方敞开门户,而此时西方传统和宗教侵略依然张牙舞爪,甚嚣尘上。”(《历史研究》三五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九月第一版)。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五百年前西方人手里有圣经,非洲人手里有黄金;五百年后,西方人手里有黄金,非洲人手里有圣经。”正是西方利用基督教侵略的写照。
在中国的基督教如何面对新文化运动和后来进一步发展出来的革命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呢?无论是原来的天主教还是新教各派系,都要认真思考,要自我辩护,也要反思,要改变自己,老一套肯定是不行的了!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日,北京的一些知识份子当中的基督徒,组成了“北京护教团”(又称“证道团”),要推动“基督教复兴运动”。并出版《生命月刊》,以“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
“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是其根本目的,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与“科学”绝对对立则是必然。
但新文化运动的挑战,也迫使这些基督教的信徒们自律反思。对此,说法很多,但大体上说来,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同基础,以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赵紫宸认为这个共同基础就是耶稣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并呼吁基督徒身体力行,把耶稣的自我牺牲精神融入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诚静怡主张从中国人的角度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实质上就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即所谓“本色化”的问题。他认为必须摆脱外在干涉,提出中国人的信仰“所有权”的观念,明确指出中国信徒有权排斥外来基督教里的不合理成份,如宗派主义(指各种各样的教派)。并必须肯定中国文化的地位,中国信徒有权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例如尊重祖先。一九二二年,第四届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真耶稣教会也有三个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诚静怡任大会主席,在报告中强调“中国教会所开展的培灵不应该与中国民众的发展传统与精神体验相冲突”。不应冲突,即应该一致,这是基督教会本色化的基础。韩国李宽淑认为诚静怡的主张是“然后在本色化的基础上,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合二为一,最后达到中国文化基督化”。诚静怡在什么地方谈到过“达到中国文化基督化”的,笔者未能找到出处,遗憾。果如李宽淑所言,则诚静怡之“本色化”实为要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其“本色化”实为“西方化”、“基督教化”。
基督教永远都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当然也可以将西方文化的一些内容融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但全盘的基督化、全盘西化是永远不可能的。
自律反思的第二个方面,是从基督教会组织、行政、结构上的反思。提到了外国传教士的专横、自负、家长制作风、蔑视中国文化。一般信徒多迷信,功利主义,求庇护,求救济,求免费教育,“吃教”等等。要在教会机构中拥有中国教徒的自决权,培养教会中的中国领袖人物。徐宝谦甚至认为西方“信条”不符合中国人的宗教需要,某些教会仪式内容(如浸礼、严密圣餐等)易流为形式主义。
一九二二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则逐渐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全国学生运动、工农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份。基督教直接被指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中国基督徒如何面对?一些人开始调整自己的信仰。如吴雷川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应集中于耶稣的舍己爱人,这是人摆脱罪性并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这实际上是强调道德观对社会的作用了,而“舍己爱人”并非只有耶稣才有。一些人的信仰开始从虚幻转变为纯伦理的观念。这种转变必然就要涉及教牧人员本身的道德、素质等等行为表象。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完全被西方文化禁锢,要存在及发展,必须尽快解脱,找回“真正的”基督。一些人为了证明中国基督教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于是力证耶稣出身于工匠,在穷人中生活、工作、布道,经常责备那些为富不仁的人;门徒也都是社会的下层的群众。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不是资本主义的帮凶。举《使徒行传》中“有无相通”的说法和作法,证明原始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

综前所述可知,无论是在一八四零年之前,还是其后,基督教传入中国,都存在一个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并融入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一八四零年以后,基督教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则不再仅仅是文化传统的冲突,而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冲突、政治冲突,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的问题了。对于中国的基督徒来说,同样也存在是否与中华民族的存亡共命运的问题,是作不作帝国主义的帮凶的问题。
于是出现了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的潮流,教会自立运动。

这个过程,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出现。
据说,最早的华人自立教会应该是香港的道济会堂,但何时成立不详,一八八零年有会众二百余人;借愉宁堂聚会。第二所是香港美华自理会,成立于一九零零年,一九一一年改称“中华公理会”。
山东:一九零二年,济南建成中华基督教会;同年,青岛的美国长老会自养,一九一六年自立,加入山东中华基督教会;一九一九年,烟台成立中华基督教会。
天津:一八九九年,伦敦会陈翰臣倡议自立,在老西开建堂,称“华北自立会中国福音堂”,一九零零年,因庚子事变而停办。一九零二年,长老会的仲子凤等联合伦敦会、公理会、圣道会、美以美会的信徒筹备自立,遭外国传教士阻挠而停顿。一九零八年,伦敦会教友张芝庭倡议成立了“自立会福音堂”。一九一一年由杨宝慈、张伯苓领导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会”。仲子凤,据真耶稣教会魏保罗的记载,一九一七年时,为天津青年教会总干事;张伯苓,作张伯“令”,天津一校长。见后述。
北京:一九一二年,在诚静怡推动下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据真耶稣教会的资料,魏保罗也是发起人之一,并任副会长。参见本编第二章第一节。
上海:一九零二年,谢洪赉、高凤池、宋耀如、俞国桢、李恒春等发起成立“中国基督会”。一九零七年,俞国桢又邀集黄治基等成立“耶稣教自立会”。宣布其宗旨为:“本会之设,由各会华教友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侵,为图消弭挽救,而组织具有爱教爱国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故定名曰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救旨善传,及调和民教,维护公益,开通民益,保全教会名誉、国家体面为目的。各会华教友,无分彼此,不限区域,庶几联络同志,合二为一。”
而,中国自立教会形成大规模的运动,却是在一九二二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挑战之下出现的。关于这一点,本书从略了。因为,作为真耶稣教会产生、创建的历史背景,了解以上的史实发展已经足够了。

魏保罗创建的真耶稣教会,正是在这种民族矛盾、政治与宗教变化的背景下用自己的财力、完全自立而创建的。是自立教会大规模出现中的一个组成部份。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研究中国基督教发展史的学者们,其着眼点,大多集中在原外国差会中一些著名人物,如诚静怡等人的自立运动上。本书要研究、探讨的,则是中国人完全摆脱外国差会另创独立教派的历史。

在基督教本色化、自立运动中出现的教会,据《四川基督教》一书所说,只有真耶稣教会和基督教聚会处(小群)同西方差会完全没有关系。但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基督教聚会处创始人倪柝声同英国“闭关兄弟会”、伦敦“基督徒交通中心”有密切关系。接受过巨额资助,并曾亲赴伦敦师事史百克(“中心”负责人),及接受内地会传教士到上海聚会处帮助培训同工。中国人敬奠瀛在创办“耶稣家庭”时,也曾接受过美国长老会教士单覃恩的资助。完全不接受洋人资助的只有本书专门研究的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基督教信徒力图摆脱外国差会控制的潮流中出现的。现实的冲突引发了天国里的冲突。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基督教信徒们也强烈要求在神的世界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恰恰就在这种状况下,基督教世界中的“五旬节运动”传到了中国。实际上,真耶稣教会也是五旬节运动在中国发展开花所结之果。
这种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不单只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也普遍出现在亚、非、拉各个殖民地。当然,本书不能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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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51年真耶稣教会历史